冯仑的激荡40年:改革40年 我都去哪儿了?

2018年03月03日 15:58   编辑:dudu   来源:澎湃新闻
摘要:【冯仑的激荡40年:改革40年 我都去哪儿了?】在中国改革史上,1992年的“邓小平南巡”是一个风向标,资本开始在中国起舞,陈东升、冯仑、潘石屹、俞敏洪等为代表的“60后”集体下海.....

冯仑的激荡40年:改革40年 我都去哪儿了?

在中国改革史上,1992年的“邓小平南巡”是一个风向标,资本开始在中国起舞,陈东升、冯仑、潘石屹、俞敏洪等为代表的“60后”集体下海,创办实业,他们因此有一个统一称谓“92派”。

作为“92派”企业家代表人物,2月28日,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这场主题为“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——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”的年会上,冯仑发布了他“给40年的一封信”:

40年前,我还在读书的时候,突然社会上多了个词"改革"。

起初并不知道这个词将与我个人生活发生多大的关系,无论是本科、硕士毕业还是开始工作,似乎关于这件事情,我都是在关注别人的所作所为,对别人做得不对的事情希望有改变,或者别人想把事情往更好做,我会为他加油,于是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参与到了改革的吃瓜群众行列,完全是从一个看客的角度去窥探、去加油、去使劲。

可是没想到,在1989年,国家前进的列车突然咚一下地急刹车,颤动了一下,然后又拐弯,小拐弯,最后大拐弯,又拐回到原来的位置和轨道。结果这么一停、一拐弯、一折腾,我从车上被颠下来了。颠下来后才发现,自己已被改革了,于是只好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向,这等于说自己也需要改革,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改得跟原来不一样,不光能自己养活自己,而且要把自己改造的和国家(社会)未来更宽广的前途相吻合,给自己一个新的事业生命。

自打改革了自己以后,我觉得应该要更多地做自己能做主的事,于是就办了一家后来叫万通的公司。办公司以后,我发现自己被改革以后最大的改变是自己能决定自己几点上班,自己决定给自己发多少钱,自己决定去哪里。这三件事看似自由了,但实际上却成为了一个戴上镣铐的自由人,因为这一自由的代价就是要屈从于所有获取自由的手段,比如时间、金钱以及经营企业的资源等等,这样一来,就不得不陷入一个更加忙碌的境地,每天睁开眼睛只想着为自由而挣扎。

一晃也快30年了,我发现这30年里做得最多的事情,不是谈论改革,不是自身去体会被改革,而是出差和不间断地飞行。我现在一年要飞一百五六十次,所以做生意这半生下来少说也有三四千次的飞行。这种频率的出差,这样的折腾,却总让我感到既兴奋又疲倦,既期待又茫然,既充实又空虚;既感觉到些许成功,又不时有些沮丧;既有过程中的些许快乐,但也有之后的惆怅。

之所以会有这么复杂的情绪,实际上主要纠结在这三件事儿上。

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哪。

每次旅行前总要问一件事情,这次去哪?当每天办公室秘书给我排行程的时候,也总问我,周几要去哪?那个地方要不要去?每天起来最发愁、最需要判断的也是今天要去哪,这是不是有用或有价值的出差。这也是30年来最多需要决策的一件事情:权衡具体要去哪儿,内心总要有一个选择的依据和判断的尺度。

最初,总会选择我们激情四射和认为有机会的地方,所以我们六个人(万通六兄弟)不约而同选择去了海南。在被改革的状态中找到了海南大特区这个热闹非凡的改革热土,于是我们开始在那野蛮生长。所以初期的去哪儿都是我们认为最容易生长的地方,最容易绽放和最轻松的地方,也是最不怕失败的地方,因为那里有着最多跟我们一起尝试在失败中找到方向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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